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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規模達14.4萬億美元，占全球16.6%，相當于美國的約67%，2028年前后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面臨三大挑戰
2019年中國GDP規模達99萬億元，相當于14.4萬億美元，而美國2019年GDP為21.4萬億美元，中國GDP相當于美國的約67%，中美差距正在快速縮小。2019年中國GDP實際增速6.1%，低于1978-2008年高速增長期的平均增速9.8%，但仍遠高于美國2019年增速2.3%。據IMF估計，2019年全球GDP總量達86.6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和美國占全球GDP比重分別為16.6%和24.7%，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占全球GDP比重僅5.7%，中美主導全球。
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約30%，持續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從新增生產總值來看，中國是當之無愧的領頭羊，2019年經濟增量4739億美元，與上年度相比有所下滑，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年內人民幣有所貶值，2019年美元兌人民幣年均匯率較2018年貶值4.1%。IMF預測2019年全球GDP總量增長1.67萬億美元，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30%。
十年內中國有望躍升為第一大經濟體。如果未來幾年中國經濟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長，則將在2028年前后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再回世界之巔，全球政經格局和治理版圖進入新的篇章。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改革戰，在偉大的崛起過程中，中國必須繼續深化改革，推動新一輪更大力度的開放。
站在第二輪改革開放起點看，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機遇方面，最好的投資機會在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14億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群）；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距離發達國家仍有約20個百分點的空間，潛力大；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就業人員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總量約2億，每年大學畢業生有800多萬，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中國的新經濟迅速崛起，獨角獸數量僅次于美國；中國GDP增速5%以上，是美國的2倍；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開啟新周期，釋放巨大活力。
挑戰方面，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漸行漸近的人口危機來臨；必須重新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的積極性。我國處于增速換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刻，2019年GDP實際增速6.1%，創1991年以來新低，其中一、二、三、四季度GDP實際增速整體下行，四季度短期企穩，分別為6.4%、6.2%、6.0%、6.0%。
下行既有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又有潛在增長率下行因素。同時，中美貿易摩擦沖擊我國制造業產業鏈，越南等國成為產業鏈轉移受惠國，2019年越南實際GDP增長7.0%，高于我國0.9個百分點，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迫在眉睫。總體來看，我國在科技創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仍有巨大差距，必須繼續謙虛學習、韜光養晦、改革開放。
2、人均GDP超1萬美元，2023年前后有望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但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風險
2019年中國人均GDP為70892元，較上年名義增長5.7%；人均GNI（國民總收入）為70602元。以美元計價，我國2019年人均GDP為10277美元，人均GNI為10234美元，處于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按世界銀行標準，高收入國家人均GNI門檻為1.24萬美元。中國如果能夠轉型成功，按照5%左右的速度再增長4年左右，大約在2023年前后中國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國家俱樂部。一個14億人口的超大型經濟體從起飛、轉型、到跨越，這將是人類經濟增長史上的奇跡。
但需注意的是，即使4年后順利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中國距離人均GDP3萬美元以上的發達經濟體門檻仍有很大差距。世界銀行劃分的高收入經濟體個數從1987年的41個上升至2018年的80個，1987-2018年占比從25.2%升至36.7%。
在2018年80個高收入經濟體中，既包括波蘭、匈牙利等人均GDP在1.3萬-2萬美元的部分中東歐國家，也包括智利、烏拉圭等不少新興經濟體以及10多個加勒比海地區小型經濟體，還包括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等中東石油富國。并且，進入高收入經濟體仍有站不穩掉出去的風險，比如阿根廷在20世紀初期一度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之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近年進入高收入經濟體但2018年又掉出。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統計，2018年高收入經濟體人均GDP為4.5萬美元，人均GDP中位數為3.2萬美元，在中位數之上有31個經濟體。其中，美國人均GDP為6.3萬美元、日本為3.9萬美元、韓國為3.1萬美元。
3、經濟結構變遷，消費和服務業主導經濟增長，消費升級和降級并存
整體消費升級與部分人群消費降級并存。一方面我國居民恩格爾系數不斷降低，消費結構升級。2019年食品煙酒支出占總支出比重為28.2%，較2018年下降0.2個百分點。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標準，恩格爾系數達到30%-40%為富裕水平，低于30%為最富裕水平，由此從消費結構指標看我國已連續3年保持在“最富裕”水平。
同時，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中，服務性消費占比為45.9%，比上年提高1.7個百分點，消費結構改善。另一方面，地產產業鏈相關及升級類消費品消費增速下滑，帶動消費增速下行，2019年全年消費增速創2000年以來新低。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8.0%，增速較上年放緩1個百分點。其中，石油制品類、金銀珠寶類和服裝類下滑明顯，分別較上年增速下滑12.1、7和5.9個百分點。地產產業鏈相關行業也較大下滑，整體下滑-3.2%；其中，建筑裝潢、家具和家電音像類分別較上年下滑5.3、5和3.3個百分點。汽車消費增速-0.8%，較2018年-2.4%的降幅收窄，但仍為負增長。居民收入增長放緩、杠桿率高和就業壓力加大是居民消費放緩的重要原因。
4、新經濟新產業快速發展，“互聯網+”一騎絕塵
整體上生產增長放緩，傳統行業增速低。2019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7%，較上年放緩0.4個百分點。其中，勞動密集型行業增速放緩明顯，紡織服裝、體育娛樂用品、皮革、木材和家具制造業增速分別為0.9%、1.1%、2.1%、2.2%和2.5%，較上年放緩3.5、6.7、2.6、0.6和3.1個百分點。
中國新經濟具有旺盛活力，跨界創新蓬勃發展。2019年信息服務業一枝獨秀，同比增速高達18.7%。全年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完成軟件業務收入71768億元，按可比口徑計算，比上年增長15.4%。從子行業來看，移動游戲、網絡購物約車平臺、旅游平臺、大數據云計算等眾多子行業增速達30%-50%。
每個子行業都誕生了一批獨角獸企業，使得中國企業在全球創新創業領域的話語權迅速提升。截至2019年底，中美獨角獸分別占全球比重為12.6%和55.9%。未來信息服務業與人工智能、AR、VR技術結合仍將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重要動能。
中國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在部分高科技領域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漸縮小。2019年我國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為2.2%，而2000年這一比重僅為1.0%。
截至2019年底，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累計設立21支子基金，資金總規模達到313億元。全年商標注冊數量比上年增長27.9%。簽訂技術合同成交額比上年增長26.6%。中國在芯片制造、軟件開發、航空等領域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仍然存在差距，但中國在持續推進研發。以通信行業為例，當前全球四大通信設備巨頭華為、愛立信、諾基亞、中興，中國占據其二。
華為2018年銷售額1042億美元，研發投入147.9億美元，大幅超越傳統通信設備巨頭愛立信與諾基亞。與美國無線通信巨頭高通相比，華為的收入與研發投入體量同樣領先。在過去十年內，華為在研發領域累計投入超過4800億人民幣(約730億美元)，目前在全球范圍內擁有超過8萬份專利（超過90%是發明專利）。在5G的標準制定上，華為也開始嶄露頭角，中國在全球通信領域話語權逐漸提高。
5、城鎮化率升至60.6%，空間依然巨大，進入城市群都市圈發展階段，住房制度改革待破題
2019年城鎮化率達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個百分點，保持穩步增長態勢，較高收入經濟體的81.3%仍有20個百分點的空間。過去四十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快速增至8.5億，凈增加6.8億，城鎮化率從17.9%提升至60.6%，提高43個百分點，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經濟社會格局，成就了過去中國重化工業、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消費升級等的飛速發展。
當前中國60.6%的城鎮化率稍高于55.3%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顯低于高收入經濟體的81.3%和中高收入經濟體的65.2%，中國城鎮化還有約20個百分點的空間，房地產業發展還有很大潛力，而住房制度改革長效機制推出將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2019年中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3.38%，比上年末提高1.01個百分點。全國人戶分離人口2.80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36億人，戶籍改革和公共服務全覆蓋仍需進一步推進。2018年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分別約為26.1%、27.6%和46.3%，其中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比大幅高于第一產業占GDP比重的7.1%，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還將持續。
未來二十多年中國將新增約1.9億城鎮人口，主要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中國城鎮化已進入中后期，雖仍處于快速發展期但速度逐漸放緩。
根據聯合國《世界城鎮化發展展望2018》，203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70.6%，2050年達約80%。結合我們根據當前生育趨勢對未來中國人口的預測，中國城鎮人口峰值將在2042年左右達到約10.4億人的峰值，將比2019年再增加1.9億，其中80%將集聚在19大城市群，其中多數又將集聚在大都市圈。2019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正式開啟都市圈建設時代。新增城鎮人口將帶來基礎設施、地產、新零售、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多個領域的廣泛需求，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重要引擎。
6、供給側改革穩步推進，但一刀切層層加碼誤傷民營和中小企業
“三去一降一補”成果穩固。去產能方面，2019年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6.6%，較上年提高0.1個百分點。其中，黑色金屬冶煉壓延加工業及煤炭開采洗選業產能利用率分別為80%和70.6%，分別比2018年提高2和0個百分點，均為近幾年來最高水平。去庫存方面，2019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積49821萬平方米，較去年減少2593萬平方米，相當于2013年末的水平。
待售面積同比從2015年初的24.4%迅速下降至2019年-4.9%。去杠桿方面，宏觀杠桿率穩定，微觀杠桿率國有控股企業資產負債率下降。2019年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6.6%，比上年末下降0.2個百分點。其中，國有控股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8%，比上年降低0.7個百分點。降成本方面，2019年減稅降費超過2.3萬億元，較2018年增加1萬億元。補短板方面，薄弱環節投資較快增長。2019年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和教育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分別比上年增長37.2%和17.7%，增速分別快于全部投資31.8和12.3個百分點。
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產業鏈水平逐漸提升，經濟循環逐漸改善。1）新注冊企業數持續上升。2019年新登記市場主體2377萬戶，較上年增加228萬戶，日均新登記企業2萬戶，年末市場主體總數達1.2億戶。2）金融服務實體能力提高。2019年末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余額151.6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2.5%。2019年8月LPR改革至今，1年期、5年期LPR報價分別累計下調26BP、10BP。2019年末一般貸款利率5.74%，較9月末下行22BP，下行幅度超過同期LPR調降幅度，全年下降30BP，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降低，利率傳導渠道效率提高。
7、固定資產投資主要由房地產支撐，制造業投資大幅下滑，基建投資整體低迷
201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同比增長5.1%，較上年回落0.8個百分點。分地區來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投資分別增長4.1%、9.5%和5.6%，東北地區投資下降3.0%，中西部持續接納東部轉移產業。分行業看，房地產投資是主要支撐但總體放緩、制造業投資整體低迷，基建投資反彈乏力。2019年房地產投資同比9.9%，較2018年回升0.4個百分點，是投資最主要的支撐力量，但年內增速持續放緩；基建（含水電燃氣）投資同比3.3%，較2018年提高1.7個百分點，但仍處于低位；制造業投資同比3.1%，較2018年下滑6.4個百分點。同時，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4.7%，較2018年下滑4.0個百分點。
但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快速增長，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短板領域投資加強。2019年高技術制造業同比17.7％，較2018年提高1.6個百分點，占制造業投資比重超過20％。道路運輸業、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以及信息服務業投資等短板領域投資得到加強，投資同比分別為9.0％、37.2％和17.4％。
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行，主要源于：
1）419政治局會議強調“房住不炒”，房地產融資全面收緊、銷售降溫、土地購置大幅負增長，房地產投資持續緩慢下滑。
2）2019年土地財政收入大幅下滑和減稅降費使得地方政府財政吃緊，同時嚴控地方隱性債務，基建投資發力空間有限。
3）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中美貿易摩擦促使出口低迷，內外需均疲軟導致PPI通縮、企業盈利下行，制造業投資持續低迷。疫情后逆周期調節加強和中美貿易摩擦暫緩將支撐2020年固定資產投資。一是專項債提前下達，基建發力托底經濟。2月11日財政部第二次提前下達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8480億元，其中一般債務5580億元，專項債務2900億元，已達到法定授權范圍的上限。
同時，各地重大項目陸續復工，有望在二季度集中釋放。二是中美貿易摩擦暫緩和海外經濟有所好轉利好出口和制造業投資，同時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融資，打造先進制造集群，有利于制造業投資在低位企穩。
8、三大攻堅戰取得關鍵進展，多重措施成效顯著
精準脫貧年度任務全面完成，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取得重大進展。2019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551萬人，減少1109萬人，貧困發生率為0.6%，下降1.1個百分點。根據國務院扶貧辦數據，2019年全國共排查出520多萬人未解決“兩不愁三保障”問題，目前已解決500萬人。
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防范系統性風險能力進一步增強。通過成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各部門出臺深化改革舉措和地方進行制度改革等措施，金融市場法律法規體系進一步完善，監管部門防風險、穩金融、穩預期的能力明顯提升。根據BIS數據，自2016年以來中國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在250%左右的水平。2019年M2增長（8.7%）高于名義GDP的增長（7.8%），M2與GDP之比為200.5%，較2018年上升1.8個百分點。截至2019年12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21.3萬億元，控制在全國人大批準的限額之內。
9、對外開放成果顯著，營商環境持續改善，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改革開放、應對中美貿易摩擦
中國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和全球治理變革，推動多雙邊貿易合作與談判。
WTO上訴機制因美國阻撓法官任命在2019年12月11日已經停擺，而中方一直積極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WTO改革，2019年中國聯同其他國家先后向WTO提交《惠及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對促進發展和確保包容的持續重要性》、《共同努力加強世貿組織以促進發展和包容》、《中國關于世貿組織改革的建議文件》等WTO改革提案。2019年我國積極推動多雙邊貿易合作與談判。
4月，與巴基斯坦結束第二階段自貿協定談判并簽署《議定書》；8月，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正式設立，全國范圍內新設6個自由貿易試驗區；11月，與新西蘭正式結束自貿協定升級談判；12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15個成員國整體上結束談判；開展中韓自貿區服務投資二階段談判和中日韓自貿區談判；與東盟、新加坡、智利的自貿區升級議定書順利生效。
對外持續放寬市場準入，進一步降低關稅水平。2019年我國持續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縮減外商投資負面清單。3月，新外商投資法通過；6月，G20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加快形成對外開放新局面”，提出進一步開放市場、主動擴大進口、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全面實施平等待遇和大力推動經貿談判5個方面多項重大舉措；同月《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9年版）》發布，進一步擴大農業、采礦業、制造業、服務業開放，清單條目自48條縮減至40條，縮減比例16.7%，自2019年7月30日起施行。
7月，國務院金融委宣布推出11條金融業對外開放措施，債權市場和銀行保險業開放加速。9月，取消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限制。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發布《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19年版）》，放開“養老機構設立許可”“社會福利機構設置許可”等措施，共列入事項131項，相比2018年版負面清單減少事項20項，縮減比例13%。當前我國算數平均關稅和加權平均關稅分別為7.5%和4%，較2018年總體關稅水平（7.8%）有所下行，且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降低關稅水平”。
10、2019年金融周期頂部， M2和社融增速保持平穩，宏觀杠桿趨穩
2019年中國處于金融周期頂部，流動性整體穩健、局部偏緊，貨幣金融政策以結構性寬松為主，社融和M2增速保持平穩。2019年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198.6萬億元，增長8.7%；全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25.6萬億元，按可比口徑計算，比上年多增3.1萬億元；年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251.3萬億元，增長10.7%。年末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193.6萬億元，比年初增加15.4萬億元。2019年中國宏觀杠桿率有所提高，但是總體仍保持在250%左右的水平。
截至3季度末，實體經濟杠桿率251.2%，較2018年末提高7.5個百分點。其中，居民、非金融企業和政府部門杠桿率均有提高，3季度末分別為56.3%、155.6%和39.2%，較2018年末分別提高3.1、2.1和2.3個百分點。受金融監管趨嚴，資管新規、MPA考核、包商銀行被接管等影響，表外不斷收縮，民企融資難貴問題凸顯。
11、發展質量穩步提升，民生、社保、教育、文化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民生、科技、資源、環境等取得全面發展，主要預期目標較好實現，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名義增長8.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8%，快于人均GDP增速5.7%，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2019年末，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分別比上年末增加1581萬、874萬、1245萬和12769萬人。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91.7萬人，在學研究生286.4萬人，畢業生64.0萬人。普通本專科招生914.9萬人，在校生3031.5萬人，畢業生758.5萬人。
2019年，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為94.8%，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高中階段毛入學率為89.5%，提高0.7個百分點。
12、2020：經濟下行壓力大，以改革的方式穩增長
1）總的判斷，2020年經濟再下臺階，步入“5”時代。新冠疫情主要沖擊一季度經濟，預計二月份GDP負增長，一季度GDP增速4%。從節奏看，2020年整體延續下行趨勢，預計4個季度的GDP增速4%、6%、5.8%和5.6%，全年5.4%。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會大于非典，返城復工明顯推遲。
從周期角度看，經濟有自身運行規律，當前處于：世界經濟周期見頂回落、庫存周期和產能新周期筑底、房地產調控周期尾聲。
2）未來宏觀政策既要防止對沖不及時、力度不夠，也要防止力度過大、重走老路。當前疫情正在進入下半段，進入下半段以后，重點是兼顧疫情的防控和生產的恢復，紓困企業。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財政優于貨幣，貨幣政策的關鍵是寬信用，長期通過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開放釋放微觀主體活力，重振中國經濟信心。
財政政策更積極，平衡財政轉向功能財政，上調赤字率和專項債發行規模，支持減稅和基建。要適當擴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總額可以達到3萬億，為減稅降費以及擴大基建的支出騰挪出空間。增加專項債額度，建議從2019年的2.15萬億上調至3萬億。
貨幣政策進行正常的逆周期調節，不大水漫灌，該降息降息，通過小幅、高頻、改革方式降息，引導實際利率下行。疏通利率的傳導機制，改善流動性分層，消除所有制歧視，糾偏房地產融資過緊，對剛需和改善型需求給予重點保障，從寬貨幣轉向寬信用。開年后流動性寬松，但在疫情沖擊短期經濟、金融機構向企業放貸意愿低及房地產調控的背景下，流動性缺乏實體資產投向、涌入資本市場，股市“水牛”、債市大漲。資金無法順暢流向有活力的領域，寬貨幣無法傳導到寬信用，資金空轉。
房地產政策保持穩定，中央的定調是“三穩”，不是“三松”也不是“三緊”。老成謀國是時間換空間，既不要刺激，也不要刺破，利用時間窗口推動住房制度改革，關鍵是人地掛鉤、金融穩定。
供給側改革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糾偏部分地方部分部門一刀切運動式做法。2016年以來，供給側改革、三大攻堅戰成效顯著，對外開放水平明顯提高，營商環境大幅改善，政令暢通。供給側改革的大方向是對的，成績是主要的，但改革方式需完善，部分領域改革不徹底，需要更好地把握好政策的“度”，防止運動式、一刀切，誤傷民營和中小企業。執行層面需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又紅又專。
13、中長期看兩大挑戰：中美貿易摩擦和人口危機
中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美東時間1月15日，中美在白宮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內容分為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食物和農產品貿易、金融服務、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擴大貿易、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最后條款八個章節；后續將在北京進行第二階段談判。但我們切不可盲目樂觀，要對未來形勢的長期性和嚴峻性有清醒的認識和準備。
中美“第一階段協議”主要圍繞經貿領域展開，且關稅仍未全部取消。如果未來協議執行層面雙方出現重大分歧，不排除協議中止或者終止的可能。中美貿易摩擦已上升到金融戰、科技戰、地緣政治戰、國際輿論戰、國際規則戰等全方位的博弈，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我們始終要清醒地認識到貿易協定并非美方的根本訴求，美方試圖通過貿易戰收取關稅利益并讓制造業回流美國，通過科技戰遏制中國創新活力，通過金融戰獲得更多打擊中國經濟的手段，通過地緣戰搞亂中國及周邊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輿論戰混淆是非欺騙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最本質的是遏制中國崛起、維護美國霸權，這就是美方的底牌。
我們認為，中國應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和決心，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展現開放自信，釋放巨大的發展潛力。這不僅是中美貿易摩擦外部形勢倒逼所致，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自身的需要。同時，對內對外一視同仁開放，建立公平競爭透明的市場環境，對外資開放的同時對民企開放，消除所有的所有制歧視，提振各類企業家和投資者信心。最大的改革是開放，開放促進競爭，競爭提升效率。
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降至1465萬，老齡化占比達12.6%，總人口突破14億但臨近峰值，人口危機漸行漸近。繼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下降200萬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萬至1465萬。
2019年出生人口減幅明顯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齡婦女數量減幅邊際明顯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穩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數減幅均較2018年明顯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從981萬降至593萬，沒有一孩哪來二孩三孩，預示后續生育形勢嚴峻。
從長期趨勢看，由于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當前出生人口仍處于快速下滑期，預計2030年將進一步降至不到1100萬。2019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2.6%，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快，2022年將進入占比超過14%的深度老齡化社會，2033年左右進入占比超過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之后持續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約35%。中國未富先老問題突出，美日韓老年人口比重達12.6%時人均GDP均在2.4萬美元以上，而中國僅1萬美元。2019年中國人口突破14億，我們預測中國人口將在“十四五”時期陷入負增長，2050年左右開始將急劇萎縮，2100年占全球比例將從當前的約19%降至7%。
建議：
1）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讓生育權回歸家庭自主，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四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五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保持房價長期穩定，降低撫養直接成本。
2）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打造高質量為老產品和服務體系，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一是加快推進國資劃轉社保補充缺口，推動社保全國統籌，發揮養老保障體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構建老有所學的終身學習體系，鼓勵企業留用和雇傭年長勞動力，適時適當推遲法定退休年齡。三是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四是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
14、以七大改革破冰，撕開戰線，釋放重大信號
近年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疫”情頻發，先后遭遇2015年股災、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2019年民營經濟離場論、豬價大漲、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戰。在看到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成效，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向好的同時，也要看到出一些政策一刀切層層加碼、誤傷民企中小企業、挫傷地方積極性、部分領域改革進程緩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創新短板、輿論監督缺位、社會治理無序等問題。暴露出的問題反映了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的緊迫性提升。
建議，當前亟需推出幾項具有破冰效應、釋放重大信號、能夠提振各方信心的關鍵舉措，兼顧應對疫情和長期改革，撕開幾條戰線，縱深推進，帶活全局。
1）大規模實施減稅降費并優化方式，從減增值稅改為減企業所得稅和社保繳費率，提高企業獲得感。
2）對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區域中心城市進行適當超前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
3）以注冊制改革為抓手，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配套制度，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和創新型企業的融資問題。
4）經濟轉型期往往是行業并購的大時代，積極鼓勵市場化并購重組，優勝劣汰，行業自身化解風險，激發資本市場活力，給予融資、監管、稅收等支持。
5）提高風險投資機構地位，做好便利注冊、稅收支持等制度安排。
6）推動以人地掛鉤、金融穩定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
7）積極擴大汽車、金融、電力、電信、互聯網等重點領域的對內對外開放，繼續降低關稅稅率，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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