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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涓判斷，“新基建”短期規模有限，但能夠帶動的建設是非常可觀的。從中短期看，“新基建”是促進疫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變量，是重要的非常規的新增長點之一。具體而言，她指出，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發展，在原來的信息技術條件下是非常難做到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為生產型服務業和制造業的融合發展提供了真正的應用前景，并且很多前景非常有前途。比如，大型設備的遠端服務、給企業提供生命周期所需的各種生產性服務平臺、聚合中小企業閑置的全新生產性服務業平臺等。從實施角度，江小涓認為，推進“新基建”政府和企業要有合理的分工，企業先行，如果企業不行，政府再做。政府方面，她建議，首先，政府所屬的機構應該多提供一些行業公共產品；其次，政府應該幫助企業來拓展海外市場，為企業創造更好國際營商環境；再次，政府要為數字服務的落地提供機會。總的來說，江小涓認為，“新基建”或新一代信息技術還是應該加快部署，其產業的發展空間前景是很大的，但是怎么部署，誰來做，還是要認真研究，不能政府企業社會盲目的一哄而上。


    任澤平認為，在當前宏觀背景下，“新基建”短期有利于擴大有效需求，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給，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推動改革創新，改善民生福利。他預測，支撐未來20年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互聯網等科技創新領域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消費升級領域基礎設施。任澤平表示，啟動新一輪基建，關鍵在“新”，不是四萬億重來，而是在新的領域、新的地區、新的方式、新的主體、新的內涵。任澤平建議，應區分“新基建”的基礎設施和商業應用。前者更多的是由政府和市場一起來干，或者政府支持市場企業來干；后者更多的依靠市場和企業來干。政府、市場和企業相互地配合支持，共同發揮作用。最后，他建議，應該盡快形成對新基建的共識，做好應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的充分準備。有準備是機會，沒有準備就是風險。

   黃漢權認為，第一，投資對于對沖疫情、恢復經濟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作用。短期可以形成需求，緩解個人消費和出口的大幅下降；中長期有助于形成有效供給和先進生產力；應該要加大力度。第二，在三大主要投資中，基建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是立桿見影的，而且政府能夠直接掌控，說干就能干。新老基建要統籌考慮、一體推進、協調發展。雖然當前“新基建”提及較多，但在傳統基建中，歷史欠賬還比較多，需要補短板，例如老舊小區改造、地下管網、鄉村振興、生態建設等，不能光從經濟利益的角度考慮基建，還要兼顧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重視推動新舊動能轉化，促進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方面的基礎設施投資，比如研發創新基礎設施投資、制造業創新中心的建設、產業基礎能力提升公共平臺的建設、人力資本的提升等。


    黃海洲認為，5G和相關的新基建是值得認真投資的，需要有一定前瞻性，能夠有長期回報。投資領域可以更為廣泛，他建議從兩個維度來思考。一是當前在哪些領域相對而言投資不足，可以進一步補短板。二是這個投資既然是政府主導，要考慮公共政策的特點，既要考慮投資本身的回報，也要評估投資所帶來的正外部性。他認為，無論是從滿足人民需求的角度增加公共品的供給，還是從帶動民間資本和外資的角度進行的投資，只要方向正確，有利于未來整個效率的提升，就不必糾結于一些短期考量，投資的步伐可更快些。


   許小林認為，醫療領域應該成為“新基建”的重要內容，醫療投資對吸引社會投資，恢復民眾信心，拉動國內需求上有重要作用，醫療行業的投資重點建議放在家庭醫生制度建設，尖端醫療裝備方面的基礎研發和高端醫藥研發等方面。



   從經濟視角判斷，劉尚希指認為，當前政府投資的乘數弱、擠出效用高、邊際效應低，投資效果不理想。他建議，提升政府投資“有效性”從以下三點基本思路出發，第一，要從“物本邏輯”轉向“人本邏輯”，公共服務跟著人走，投資跟著公共服務走。第二，要從“經濟效益最大化”轉向“公共風險最小化”。第三，要從“劃政府邊界”轉向“政府和市場、社會合作”，突破界域思維，以行為為基準來處理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總體上，劉尚希認為，從當前來看，要從“基于物的項目+投資”轉向“基于人的項目+消費+投資”。對沖疫情影響，擴大政府有效投資，應以擴大公共消費為前提。


   紀敏認為，考慮投資作用時，既要考慮需求的情況、投資收益，也要考慮投資的成本和代價，注意平衡其中的關系。當前擴大有效投資，要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綜合考慮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短期來看，疫情的沖擊下需要加大促進量的增長這方面的力度；但疫情終將過去，量這塊的力度需要邊走邊看，根據情況靈活調整。成本和代價也包括體制固化，即增加后續改革難度。比如，在實施新老基建投資時，如果短期內刺激力度過大（當然需要也必須這么做），一些原有的本需改革的體制機制問題就會更為固化。紀敏表示，短期刺激穩經濟與體制改革有統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寓改革于政策、用改革穩增長，愿望是好的，但實施起來并不容易，需要平衡好穩增長和促改革、短期與中長期的關系。同時現在不比當年存在普遍瓶頸，當前擴大投資一定要考慮需求約束，否則無法回報投資難以持續。此外，新基建是高技術投資，還要考慮技術約束甚至技術人員的約束。


   金鵬輝圍繞“如何擴大有效投資，推動經濟盡快復蘇”提出六點建議。一是中央明確要加快數據中心建設進度，但在能耗方面地方政府受到硬性考核限制，建議將數據中心能耗單列；二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民用支線機場發展嚴重滯后，而航空業相對于公路、鐵路而言有占地少的特點，當前應加大投資力度，建議優先考慮加大民用小型支線機場建設力度；三是在穩定房地產經濟的前提下，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減少地方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抑制地方依靠房地產拉動經濟的內在沖動；四是在穩定外貿外資方面，注重發揮人民幣國際化作用，比如支持人民幣跨境貿易再融資；五是改革GDP核算方式，可在目前生產法核算基礎上，并行支出法核算方式，以更有利于真實核算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六是在穩投資方面，發揮國企和國資的帶頭作用，加快推進一批具有顯示度的重大新投資項目的開工建設，進一步帶動民間投資。此外，針對近兩年談的比較多的“進口替代”，金鵬輝認為，掌握“卡脖子”的核心技術不等于要搞“進口替代”戰略，分工帶來效益，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應該倡導國際分工和產業鏈全球化，盡可能發展出口導向。


   黃海洲認為，目前最難穩的是信心，要從穩定有效需求著手，進而穩信心、穩就業。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投資非常有必要，但不應停留在對需求端還是供給端的爭論上面。如果最終目的是穩信心，那應該及早出手，給市場一個明確的政策預期，這樣有助于金融市場的穩定。比如，支持中小企業貸款、鼓勵銀行資金進入資本市場等，通過從資本市場得到的回報來補貼對中小企業貸款可能面臨的損失。


   方晉建議從以下三個方向擴大投資。一是有明顯短板的地方。比如因為信息基礎設施的短板、導致貧困農村的很多學生無法保質保量地上網課，導致了教育的不公平。二是因為管制導致沒有釋放出來的潛在投資需求。比如中國有大約4億航空旅客，但機場只有六百個左右。三是對于已經看準方向，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已經被論證的產業、項目，可以加速投資。比如“新基建”中的5G，原計劃三、五年布局，可以提前和加速投資。


   戴保民提出三方面建議。第一，堅持國有企業混改，推進理性投資。混改以后，推進國有企業核心員工持股，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第二，補充傳統基建短板，加快新型基建投資。一是持續推進補短板，如城市軌道交通；二是持續推進水利工程建設，重點推進南水北調東線、西線二期工程；三是持續推進生態環保建設，主要包括大氣治理、固廢處理、污水處理等和土壤修復。第三，調整完善需求結構，提升有效需求，包括：全面放開生育、鼓勵創業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降低宏觀稅負、精減政府機構等。


   朱恒鵬表示，疫情暴露出我國醫療服務體系長期存在的短板。他通過結構分析，認為民營醫院當前占比仍然還很小；總體上醫療資源相對充足，但過度住院現象嚴重，基層醫療資源相對不足，此次疫情防控戰中，基層醫療資源沒有有效發揮作用。他建議，一是大力鼓勵社會力量舉辦基層醫療機構，夯實基層衛生服務數量，解決看病就醫都往三級醫院跑的問題；二是大力發展商業保險，政府保基本、兜底線，通過發展商保給參保者提供醫療服務，形成良性互動，最終形成數量足夠大的、充分競爭的醫療服務體系。


   盛松成表示，疫情之下，投資將會在今年經濟增長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房地產投資是不可忽略的部分。疫情對房地產及直接相關行業的沖擊非常大，既體現在行業投資和銷售方面，也體現在就業方面，尤其要注意其中的隱性失業情況。應當在堅持“房住不炒”和“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前提下，穩定房地產投資和銷售，避免房企資金鏈斷裂和大規模倒閉。盛松成不主張運用下調首付比例、下調按揭貸款利率等需求端調控政策，因為這會導致房價大幅上漲。他建議應更多運用供給端調控措施，要保持一二線城市土地供給的適當增加。從長遠來看，我國城鎮化還有較長一段路要走，需要有與之配套的房地產供給和服務。此外，應重視房地產市場中的結構性的問題，包括一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的供給差別，商住樓和居民住宅的庫存差別等。盛松成對前日剛出臺的國務院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將在城市建設用地總量控制的前提下，賦予地方政府對具體項目用地和土地規劃、使用等的更大審批權限，有利于充分發揮土地資源價值，有助于重大項目及時落實，有助于城鎮化推進和城鄉一體化改革。


 
   面對災害，我們要防止做錯什么？李劍閣認為，第一，能力建設與保有成本之間要有權衡。實行大規模投資拉動和刺激經濟的時候，投資效益的原則也決不能廢棄。補短板固然是必要的，但從投資角度講，也要有一個成本與效益的分析，要考慮投資的實際作用、建設與維護的成本負擔等問題，不能因此擠占其他必要領域的支出。第二，堅持市場化改革，不走回頭路。每一次災害發生，計劃經濟就有回潮的苗頭，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傾向。這次新冠肺炎發生后，輿論上又有較多關于強化公有醫院、批評前期醫療改革成果的聲音，否定“社會辦醫”在醫療衛生體系中的作用。這個傾向是非常危險，容易導致“財政真花錢、基層假干活”。重大災難之后，我們應該對體制機制暴露出的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完善，而不能重走計劃經濟的老路，否則同樣的問題還會出現在下一次危機事件中。第三，新基建要堅持市場導向。要考慮在現有體制下，避免與實際脫節。有些地方將某些“新基建”的項目攤派給基層，如5G基站建設。這樣產生不了投資帶動效果，還擠占了基層的日常開支，扭曲了政府和企業、企業和市場的關系。李劍閣認為，只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建立良好的國家信譽，體制是健康的，方向是正確的，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對這次的經濟衰退。

   趙燕菁認為，現在最亟需的，是做出一個大判斷，我們面對的是正常的周期性經濟波動，還是世界級的經濟危機。如果是后者，我們就需要切換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目標體系和行動模式，在危機時刻應該有與之配套的危機思維。危機增長最關鍵的是創造有效需求，所有基建最終都必須建立在需求之上。就中國目前發展階段而言，最主要的消費品，一個是住房，一個是汽車。當年德國就是依靠這汽車和住房帶來的巨大投資和消費需求，率先走出上個世紀三十年的大蕭條。住房方面，可以借鑒先租后售模式（1998年房改），讓收入最低的居民也可以通過租滿一定年限后補差價買下房子。這樣，既可以避免對現有房地產市場的沖擊，還可以帶動裝修和家電的大型耐用消費品行業增長；汽車方面，建議全面取消搖號購車等限制措施，降低汽車購置費。同時對現有道路進行智能化改造，根據車輛對道路資源的使用情況來收費。釋放汽車消費的需求，提高道路資產價值，在債務不變的條件下，達到去杠桿的效果。


   劉元春認為，當前需要一個新的宏觀調控框架和理論思維，處理疫情影響下的經濟調控問題。第一，在不同階段，疫情對經濟系統的沖擊具有不同性質，政策的把控必須匹配沖擊的性質。比如，在疫情全面爆發和全面管控期間，政策要配合物資調配，打好疫情阻擊戰；疫情好轉之后，首先要通過行政推動復工復產，恢復經濟循環；疫情完全控制之后，市場發揮作用，這時候，疫情帶來的供給、需求損失將全面顯現，出現蕭條期，具體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民眾信息不夠、局部出現供給瓶頸，因此政策上要有針對性的擴張有效需求。當前的重點是要通過行政的力量推動復工復產。第二，要根據不同階段的任務和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進行精準的政策匹配。然后考慮是否應該加大逆周期調整，是否應該加大穩投資力度，或是是否應該加大“新基建”為先鋒的投資擴張政策，最后才會延續到發展“新基建”該把握什么度，用什么范圍，誰做主題等問題。


   任春生表示，此次疫情導致人流物流資金流的中斷，不同于以往經濟循環和結構性惡化，治急病和治頑癥方法不同，中國這幾年降杠桿成效顯著，情況也不同于美國和歐洲的金融市場。他建議當前的宏觀政策，一是補缺口，保必需品、保民生、保就業、保穩定，二是在疫情可控的條件下加快復工復產，激活企業自我修復；三是加強投資，新舊基建結合，在發展“新基建”的同時，補足傳統基建短板。生產和投資是保就業、拉消費的基礎。任春生認為，在外部疫情控制錯后、全球經濟衰退、逆全球化等因素影響下，外需明顯減弱，生產和投資要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更加關注在實現可自我循環、自我消化的領域，二是在引領未來長期發展進可攻、退可守的基礎性、依托性項目和必需品上，防止形成難以消化的過剩產能。在金融支持上，實體經濟需要的資金形式是多樣的，財政資金在數量和方式上都無法滿足，產業投資更多地需要社會和金融資金參與，保險投資應創新投資品種和管理模式，更好對接實體經濟多樣性合理需求。


   陳曉升認為，疫情的沖擊有四個階段，一是國內經濟活動暫停，二是國內經濟重啟成本，三是全球經濟活動暫停，四是經濟活動在按下“暫停鍵”后，出現的中小企業倒閉潮，從而引發全球金融信用風險，繼而導致金融危機。目前，我國主要是應對第一、二階段的沖擊，對于第三階段，還沒有過多的動作。但如果現在不就第四階段的沖擊構建應對政策框架，后期的影響可能會更大。他認為貨幣政策只解決流動性問題，但全球政府財政資源很難拿出和2008年中國四萬億相匹配的財政支持力度來應對疫情的沖擊。此外他還肯定了南京等地發放消費券的刺激消費方式。


   邢自強表示，不能將危機應對政策和改革對立或混為一談。危機應對的宏觀政策，講究的是最小化副作用的同時，準、狠、快。“新基建”投資占整體基建投資的8%左右，難以成為應對疫情沖擊的主要抓手。改革措施方面，幾個重點城市群的土地使用改革、資源配置、以及下一階段數字基礎設施投資提升長期生產率等都是大方向。從應對政策角度，參考全球各國目前推出的一攬子方案，總方向是紓困，用財政的錢、準財政（政策金融）的錢、國有資源的錢（水電、租金、出行費用），為企業和個人在停擺期間的損失部分買單。我國發行特別國債，可以兼具長期投資和短期紓困，除了一小部分用于基建和公共衛生開支外，剩余部分可用于對中小企業和個人紓困，具體措施為退稅、免租、免息、免社保繳費、發消費券。


   汪其昌認為，要充分發揮每個人的企業家才能，放松管制，減少政府干預，尤其是在國企改革和農村土地領域；要改革政府部門績效考核內容和方式，保護公司和私人創業的積極性；此外新經濟新產業呼喚新的規則體系變革，新經濟新產業更多依靠消耗人的智力資源、知識和數據信息等抽象生產要素，由此需要新的與之匹配的金融、法律、行政管理、政府服務等規則體系變革。

   羅茁認為，創投行業受疫情的影響非常大，募資難等問題加重。他從行業的角度建議監管層重視并幫助解決募資難和流動性的問題，希望創業板注冊制能盡快實施，吸引社會資本敢于投資高科技企業。同時希望政府對創投行業減負松綁，減少行政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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