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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全國至少有154413家公司注銷——從企業的死亡看風險管理

作者：Mr.LiuStu 來源：「我們」? 商會發布時間：20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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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沒了，不用回來了。”網上的段子，正在成為現實。疫情除了危害民眾健康之外，更是給企業帶來生死考驗。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至少有154413家公司注銷。

每一家注銷企業的背后，是若干員工的失業，是眾多家庭的難關，這一刻，我們深切體會到企業與國家、個人命運的緊密相連。今天，我們想跳出當下，以更廣的視角審視企業的死亡。所謂不知死焉知生，只有認清企業的死法，才能擺脫危機置之死地而后生。

企業的死亡原因，或為天災，或為人禍，或二者皆具。對于企業而言，天災是市場的周期與企業的外部環境劇烈變化，來不及或者無法同步調整后的現象；人禍則是內耗與混亂的組織現象。先說天災，又可分為自然災害、社會變革、技術革命與商業周期。

企業的滅頂之災

重大疫情以及地震、海嘯、水患、火災等都可歸為自然災害，這些事件往往導致一些企業的滅頂之災。

再比如說911事件，恐怖組織當時訓練了大約18個人，這18個人就是學習死亡，學習飛機直旋起飛和撞樓，一共花的成本不到24萬美元。這些人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沒有透露任何消息，全都守口如瓶。這些人撞了紐約大樓，直接傷亡了3500人，直接和間接損失達上萬億美元。結果，很多保險公司也就破產了。做生意要研究合同，合同里經常寫不可抗力，不認真研究了解不可抗力，打官司時就沒法打贏。新冠疫情爆發后，全國人大和政府有關部門很快宣布因疫情防控不能履行合同屬于不可抗力。這樣一定性，所有的糾紛都好處理了，雙方把合同給找出來，凡構成不可抗力就可以不承擔違約賠償責任。

談起企業的死亡，我們不禁想起另外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企業的壽命。舉一個經常被引用的數據，“日本中小企業平均壽命12年，大企業平均壽命58年。而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僅2.5年，集團企業的平均壽命僅7-8年。日本超過100年歷史的企業5萬多家，中國超過100年歷史的企業10多家”。每個人對這組數據都有自己的解讀，但大多數人會忽視一點，一百年里日本社會只有一個玩法，他們的企業家就研究制度變革之外的事情就好了。而中國近百年來，從清朝滅亡到新中國成立，從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再到改革開放，至少選擇了四五次社會變革，每選一次就有一批企業死掉（當然也有一批企業新生）。而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里，國家各領域的制度變革更是頻繁發生，對于中國不同行業的企業來說，這些變革有時利好有時利壞，企業怎么能在制度變革當中找到持續活下來的空間？這對中國的企業來說是特別值得思考的一個話題。許多中國的企業非常會算財務成本和機會成本，但對制度成本往往忽略。有一些成本是錢擺不平的，而正是這些成本可能就會讓我們的企業死掉。近年來，中國最優秀的一批企業，紛紛由法律或風控人員成立政策研究部門，跟蹤、研判政策內涵，預測政策走向，甚至影響政策制定，其目的正是為了防控制度變革帶來的不可控風險。

天災的第三種情形是技術革命。從機械自動化的工業1.0時代，到電氣自動化的工業2.0時代，再到電子信息化的工業3.0時代，直至基于大數據和物聯網融合的智能化的工業4.0時代，無數優秀企業“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德魯克先生明確地告訴我們：企業就是創造顧客；企業只有兩個功能——營銷和創新。許多中國企業一直在談創新，可如果我們不重視知識產權，則投入巨資進行研發猶如“盲人騎瞎馬”，面對全方位競爭又有如不設防的城池，這種“創新”就只是一句空話。

天災還包括商業周期。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的增長方式從來都不是按部就班、一成不變的。一個國家可以享受好幾年令人興奮的經濟夸張和繁榮，以及股市和樓市的快速增長。隨時而來的非理性繁榮可能導致非理性的悲觀情緒，以2007至2009年為例，金融機構停滯了以優惠條件繼續發放房貸和車貸，銀行還收緊了其他商業貸款，支出減少，其結果是國民產出下降、失業率上升、利潤和實際收入減少。最后，經濟衰退逐漸落至谷底，然后便開始復蘇，復蘇有可能恢復不到原先的經濟狀況，也有可能強勁得足以啟動下一輪的經濟擴張。研究近70年來中國商業周期和制度周期的互相影響，對于企業是很有價值的。比如大而言之，有個很有意思的規律。整體上社會經濟、財富快速增加之后，政策偏左；然后經濟不好的時候就放松，政策偏右。目前，政府不斷推進簡政放權、塑造新型政商關系并拓展企業融資渠道，這些都是好的趨勢。但同時我們去看很多法律法規，依然會嚴格約束企業不能完全毫無顧忌地賺錢。不太準確地講，某種程度上我們是用文件來管市場經濟。所以如果企業想茁壯成長，既要熟悉這些法律，又要懂文件、講話，不關注這些就容易出現問題。

內耗與混亂管理的表現

說完天災，再談人禍。

任何一個商業組織，存在的基礎有兩個：精神基礎和物質基礎。精神基礎是指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以及大家共同認可的價值觀，歷久彌堅的企業,都秉持著向善、向上的價值觀念；物質基礎，不是說有多少資產，而是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份事業目標，比如做好一款產品，服務好一群客戶。“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無論是精神基礎，還是物質基礎，都需要通過一系列內部規則的制定、實施、監督和改進加以保護。卓有成效的企業管理需要正視人性，我們討論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惡沒有意義，討論人性的邊際有意義。如果你鼓勵他一點，人會朝著善的方向走多少，如果誘惑大一點，人會朝著惡的方向走多少？

從人性的弱點而來的失敗，事后聽去都像是童話。正如那個古希臘故事：特洛伊城邦俊美的王子帕里斯出洋遠游，某年踏上斯巴達地面，受到老國王熱情招待，可是俊美的王子卻與美艷的王后海倫成了好事，最終把她誘逃出宮，急急奔向特洛伊。希臘各地的王者以為此事乃奇恥大辱，誓師奪回海倫，云集大軍圍攻特洛伊城九年而不得下。第十年，得到神啟，假裝敗退，棄下一具巨大的木馬。特洛伊人把木馬當戰利品拖回城內。誰知木馬的肚子里藏著十二勇士，待到特洛伊人喝足了歡慶之酒，夜闌人散，十二勇士一涌而出，在城內接應城外的大軍。特洛伊人沉在醉鄉，毫無戰斗力，希臘人一舉破城。有人會問：特洛伊人難道就那么傻嗎？他們繳獲那具戰利品木馬時，只要打開來看一看，哪至于落得城破受屠呢？但人性的弱點，確實在于事后聰明。事后聰明，表明不知事前防范。

導致“疏于防范”的那些人性的弱點，總結來看，一曰驕矜。驕矜便會輕敵；二曰僥幸。僥幸使人自我安慰，消解風險意識，只偏愛有利于己的因素而排斥一切不利因素，以為可以幸免；三曰無知。因為無知而踏進風險，這種例子無日無之，舉不勝舉，由此造成的失敗，有時頗能引人同情，以致掩蓋了冷酷的實質。

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無論是自然災害、制度變革、技術革命、商業周期，還是人性弱點對于企業生存基礎的破壞，都是關系企業生死存亡的企業必須正視的風險，而企業一切商業的、非商業的風險,最終都將以法律風險的形式爆發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建設企業法律風險管理體系正是為企業構筑最后的防線。

任何一種風險背后都有人的意志

在上述理念指導下，各種風險之間就有了關聯性。對企業風險管理工作來說，首先就是摸清風險分布的問題。在企業內部，風險分布于戰略區域、財務區域、運營區域等；在企業外部，風險分布于市場、政策等因素上。這些分布于不同區域的風險，看似孤立地存在著，其實盤根錯節，而它們共同地聯系著利潤，即對企業利潤構成威脅性的影響。對企業利潤構成威脅力，這就是風險的共性。而每種風險對利潤產生威脅力的大小，就是風險度。至此，風險以其對利潤的威脅力來衡量，得到了量化，有了一個共同的單位，可以進行比較、相加或相乘。這是在風險的聯系中對風險實行綜合管理的基礎。

事實上，當前全球企業風險管理的共同特征是很明顯的。第一是事前防范。過去，因為摸不清風險分布，存在許多盲區，一些風險在無準備狀態下突然爆發，讓企業束手無策，只好事后修補。但如今有了清晰的風險分布圖，風險之間的關聯性基本上可以窺知，事前防范，包括預備相應的對沖風險的措施、簽訂轉移風險的合同等，就比較容易做了。第二是一攬子管理。新的風險管理思維，把各種風險之間的關聯性作細致的分析。在這個分析基礎上，采取一攬子應對策略。過去把風險視為各個孤立的存在，只能單策應對，這既不經濟，又有可能顧此失彼。第三是量化管理。有了風險度這個關鍵工具，把風險對利潤的威脅力數量化，風險管理變得更精確，企業決策者預期管理策略會達成的效果也更有根據。第四是全面主動管理。在新概念下，風險管理覆蓋到一切領域，而它所達成的不僅是識別風險和預防風險，更是對風險的主動管理。其實，現代風險管理諸特征結合在一起，贏來了一種主動性，這是必然之事。如果沒有事前防范，沒有一攬子舉措，沒有風險度這個基本工具，風險管理專家們再有神來之靈氣，也無法總能做到對風險的主動控制。

對于中國企業來說，風險管理體系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在快速發展，但遠非完美，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應清醒認識到，風險管理是科學，但非僅是數字的科學，而是關于人的科學。任何一種風險的背后都有人的意志在起作用。一個模型固然可以把一個涉及上百個未知數的聯立方程式做得具有結構之美，但只要風險背后的人稍一動念，這個結構就會東倒西歪，有崩塌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