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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為什么要加入商會？這不僅是未加入商會的企業思考的問題，也是眾多商會組織關心的命題。只有真正搞明白大家的一些疑問，對企業和商會才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企業不需要商會。隨著市場經濟興起，商會作用越發凸顯。各類企業，尤其是大中企業，既對商會充滿一定的“心理預期”，又非“剛性需求”，他們既是商會重點宣傳和發展的對象，又是未來商會的中堅力量和希望所在。
一
企業加入商會，獲取的是社會身份、成長環境和學習動力，等于過上了一種“組織生活”
國內學者對商會的研究相對缺乏，不少商會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甚至對商會究竟是什么也搞不清楚，但對商會不是什么卻很明白，就是在“如果造成某某現象和局面，絕對不是商會”的假設情境下，通過“頂層設計”、風險控制和創新實踐，創造了商會的歷史。
商會作為企業和企業家的組織，是這個利益群體合法權益的“代言人”，它具有社會組織的共同性，就是合法性、自主性、自律性和服務性。合法性使商會身份“名正言順”,商會活動“師出有名”，商會建設“有章可依”，發展會員“光明正大”；自主性使商會發展“機動靈活”；自律性使商會“規范化、制度化”并“自我約束”；服務性更使商會秘書處工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上聯政府，下接企業，商會雖在政企之間“夾縫生存”，但通過密切分工與良性互動，恰恰能“左右逢源、長袖善舞”，以聚合的力量和社會的影響拓展了自己的話語空間，提供了新時期政商關系的解決方案。從單一企業的“政府主導、管理和企業依附”關系，到“合作、博弈和均衡”新型關系，商會起到了橋梁、紐帶和智囊作用，成為企業的“娘家”、政府的助手。例如：溫州商會在全國的率先成立與發展后, 在行業治理、社會管理、政府互動及至商會內部發展等多方面均有不俗績效,成為國內諸多商會的仿效對象。
商會的地位也隨著經濟貢獻、社會影響和會員質量而“有為有位”，不少商會會員在各級人大、政協、工商聯、青聯、民主黨派中等兼任職務，會員企業自身發展也與商會知名度、相得益彰。同樣，“聲名鵲起”的商會也吸引了一些知名民營企業家為代表的新階層人士參與商會建設。
例如，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當選首屆浙商總會會長；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當選首屆四川省川商總會會長；北京陜西企業商會有：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搜狐CEO張朝陽、愛國者總裁馮軍等；北京湖北企業商會有：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居然之家總裁汪林朋、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湘鄂情董事長孟凱、奇虎360董事長周鴻祎等；北京廣西企業商會有：陽光100集團董事長易小迪、搜房董事長莫天全、紐曼公司總裁唐未德等；北京四川企業商會有：眉州東坡集團董事長王剛、好利來集團總裁羅紅等；此外，中坤董事長黃怒波曾擔任過北京寧夏企業商會會長；第十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新華聯集團總裁傅軍曾擔任過北京湖南企業商會會長等等。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會不在大，與誰同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一些商會的“大老板”會影響到一批自己的“粉絲”（中小企業、小微企業業主）加入。在某種意義上，企業選擇商會，獲取的是社會身份、成長環境和學習動力，等于過上了一種“組織生活”。
二
企業加入商會，具有認同和共識，選擇的是一種“文化歸屬”和“集體定制”
世上先有的企業，企業和企業家多了，才有的商會。有什么樣的企業和企業家，也會有什么樣的商會。從商會類型上看，商會大致分為兩類：一是行業性商會，一是地域性商會。行業性商會注重的是“業緣”，地域性商會注重的是“地緣”。地域性商會又分為本地商會和異地商會。比如“北京河北企業商會”、“北京山西企業商會”、“北京安徽企業商會”等，就是那些遠離故土在京創業的各地商人之家。
古有晉商“守信不欺”、徽商“信義為先”、魯商“敦厚質樸”、粵商“冒險犯難”、閩商“積極進取”等商幫文化，如今地域性商會傳承并革新了舊商幫文化，形成了新時代商幫文化。而行業商會會員在一起，具有價值“共識”和文化上的“認同”，黏性極高。不同的行業雖具有不同的特色和魅力，但行業文化延綿不絕、歷久彌新。
行業性商會“重業不重籍（籍貫出身）”和地域性商會“重籍不重業（行業）”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地緣”加上“業緣”,就會變成“合作伙伴”、“專業市場”、“產業集群”。例如：成立于1901年的溫州商會（本地商會），成立了服裝、眼鏡、紡織品、家具、合成革等25個直屬行業商會；北京福建總商會（異地商會）先后成立了茶業、紡織服飾、水產農特產、食品調味品、木業家具、文化創意產業等行業商會；一些全國行業性商會也在地方省市建有分會，使其成為行業商會的省市分會。無論是行業商會的“行業文化”，還是地域商會的“商幫文化”，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走，注定會走得更遠，無數個會員互動就會產生無數個1+1>2的效果。
那么，商會內一般有什么呢？一是商會的“有”是對應商會資產的“無”，商會的“無形資產”遠遠大于固定資產，是商會最大的財富，有時要靠幾屆會員持續接力發展和不斷積累，屬于核心競爭力范疇。商會以“輕資產”生產智慧型服務型產品，產品具有公共產品和俱樂部產品的特征；二是商會的“有”是對應企業家的“需”，屬于企業家“私人定制”的團體升級版，或會員心愿達成的“集中采購”，商會的機構設置、制度機制等出發點均源于企業家需求；三是商會的“有”是對應商會秘書處的“實”，秘書處是商會的執行機構、服務主體和策劃運營中心。例如，北京浙江企業商會秘書處設有：辦公室、宣傳部、會員部、商務合作部、公關外聯部、法律維權部、公益慈善部等七個部門，除了辦公室外，部門設置完全按會員“需”處設、從“實”處做。商會因需而生、因需而變、因勢而行，企業加入商會，具有認同和共識，選擇的是一種“文化歸屬”和“集體定制”。
三
企業加入商會，既可以聚力、融力和借力，又可以以主人翁精神參與，就等于簽訂了一份“服務約定”，擁有了一個“自我成就”的舞臺
企業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是國家名至實歸的納稅人。政府是一個營造環境的主體，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同樣商會作為平臺、陣地和窗口，服務功能遠大于其經濟功能。作為非營利組織，大多數商會存在主要靠會費，會費靠會員，取之于企，服務于企，服務是商會的“立身之基、發展之本、成事之道”。服務指標雖不可量化，會員的訴求卻有跡可循。如何解決會員存在的普遍性、共性和差異性的問題，考驗著商會的組織績效。因入會自愿，退會自由。會員的“商會體驗”，決定著會費收入和會員規模。商會是干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口號再漂亮，抵不過會員“用腳投票”。
商會服務重點在“商”，有人說：企業不盈利就是“犯罪”，作為“非營利”的商會必須為會員企業“盈利”服務，讓會員“嘗甜頭、有好處，多賺一分錢”，一個成熟的商會手中握有的“大數據”與“組織動員”兩大王牌。“大數據”中僅社會資源一項，就匯聚著政府、企業、人力、信息、社團、金融、法律、媒體、藝術等各類“海量”資源，如何轉化為生產力，如何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如何有效節約交易成本，取決于信息提供和協調“組織力量”集體行動，取決于商會會長、秘書長等商會決策者和執行團隊，一個有作為的秘書長能把商會做好，一個有作為的會長能把商會做大。建會較早的商會已經從“聯誼”的草根階段、“互助”的生存階段，步入了“共贏”的成長階段、“發展”的成熟階段，從早期的互動互助（金融機構綜合授信、互助基金），到后來的產業聯盟，不少商會與地方政府“談判”，已經著手打造“商會產業園”，成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香餑餑”。
商會服務核心在“人”，人都是有感情的，你對他好，他也會對你好。中小企業家是國內最累的一個群體。商會除了為會員企業“盈利”服務外，還應體現在金錢不能解決的問題上，在企業發展方面可以多“錦上添花”，在企業家層面一定要“雪中送炭”。思想上多關心、生活上多照顧、精神上多關懷。諸如在優秀企業家評選，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勞動模范推薦上；住房、看病、入托、上學、就業、婚介、戶籍、救急等社會問題解決上。成熟的商會往往經歷從會員“被入會”、“被感動”到“被需求”的過程。
商會服務關鍵在“會”，親戚要勤走動才叫親，商會要多開會才叫會，否則就是死水一潭。動起來的組織才有力量。在各級商會內“文山會海”看不到，“會荒”卻普遍存在。據了解，“鐵打的商會，流水的會員”，活動太少，要么會員“流失退會”，要么成為“僵尸會員”，以至于出現“商會平時不聯系，只是未到繳費時”現象。活動不僅體現商會的特點，更是實現商會服務功能的重要手段。北京山東企業商會自2011年10月份開始，舉辦了300多期周末沙龍活動，主題豐富、形式多樣，滿足不同企業需求，聚集了人氣，發展了會員，凸顯了商會活力。其中2015年1月17日，在北京國貿國際會展中心舉辦的沙龍主題為“2015北京儒商大會”，吸引了千余家山東籍企業萬余人次參加了展會。企業加入商會，既可以聚力、融力和借力，又可以以主人翁精神參與，就等于簽訂了一份“服務約定”，擁有了一個“自我成就”的舞臺。
四
企業加入商會，賦予了使命感，用辯證的眼光參與商會，不患得患失，走進的是一個“精神家園”
政府組織、社會組織和企業組織，是構成現代社會體系的三大支柱。商會作為社會組織不是生存在真空中，如果不去思考“想什么”的問題？就會影響到有什么？做什么？甚至混淆到自己是什么？
我們對商會自身的認識要具有辯證性，這對于增強商會工作的創造性、預見性,更好地建設商會具有重要的意義。商會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醞釀、籌備、成立、發展、成長、成熟、衰退、注銷。從定位上看，不能越位、錯位和失位，遵循有所為有所不為；商會既聯系政府、建言獻策，又貼近會員、反映訴求，做到“尊上不媚上、為下不愚下”；既自主自信，又自覺自律；做到讓黨和政府放心，讓會員企業滿意，讓商會事業長青。
就個體企業而言，商會既不是萬能的，一個商會綜合不了所有商會的優點，放大“好處”或做出“承諾”都是草率的；商會也不是無用的，部分會員體會不到“價值”不代表商會就沒有作用，看輕“自己”或遇到困難時“退縮”也是不可取的。
從服務理念上，商會既是在商言商，以商為本，為企謀福利；又要在組織言組織，強調非營利性，不能與企爭利、借企謀利，成為少數人牟利工具。商會既講究“等級劃分”，會費對應職務；又不是“販賣職務的機構”，強調責權利三位一體, 貢獻越大、責任越大，付出和地位對等。商會既具有互惠性，不是公益慈善機構，有付出可以有回報；又提倡奉獻精神、社會責任，不圖索取、不計得失，作為會長、執行會長、副會長等要率先垂范、甘為人梯、助企成長。
強大的商會多是相似的，不足的商會各有各的不足。不要以商會的“個案”和“試錯”來否定商會的成效。商會實際發展運行過程中，極易產生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拜金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地方保護主義等。如何克服、糾正、避免各種不良思想和風氣，鞏固精神陣地, 商會在弘揚愛國民族精神、建構商業道德體系、繼承優秀商業文化、加強行業自律、傳遞正能量等方面責無旁貸、任重道遠。
為此，不少商會成立了黨組織、青聯、顧問團、各類專業委員會、女企業家俱樂部、公益基金、紅白理事會、讀書會等，有的還舉辦總裁研修班、企業道德講堂等，從而使商會成為企業家們積極向上、自我提升、彼此信任、產生共鳴的平臺，讓企業家身上流淌道德的血液，獲取有尊嚴的財富。企業加入商會，賦予了使命感，用辯證的眼光參與商會，不患得患失，走進的是一個“精神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