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市旅游攝影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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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1842 年《南京條約》迫使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通商口岸,打破了清朝閉關鎖國的狀態。
1839 年誕生于歐洲的攝影術,隨著西方商人、傳教士、士兵、外交家以及攝影師的到來迅速傳入中國。
此后的幾十年間,各個通商口岸的西方攝影師所經營的照相館,加之生生不息的中國本土照相館,以及流動旅行攝影師拍攝的通商口岸,為后人留下了豐富多彩的視覺文本,也構成了中國最早的攝影史話。
蘇黎世石印公司作品《頤和園風景》,彩色石印法,16.5×22.5 厘米,1900 年代,原作由影易時代收藏
外國攝影師在華攝影活動
現有的文字記載中,在中國最早使用相機的記錄是 1842 年 7 月,時值第一次鴉片戰爭末期。英國公使璞鼎爵士的兩位助手在長江沿線、今日江蘇鎮江焦山的位置拍攝了達蓋爾銀版照片。
但當時的官方文牘和報刊對這次拍攝皆未提及,這意味著拍攝很可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美國外交使團中的喬治·韋斯特(George West)于 1844 年到達中國,身份是隨團官派藝術家,并于當年在廣州活動,拍攝了達蓋爾銀版照片。
托馬斯·查爾德作品《圓明園西洋樓諧奇趣東翼》,蛋白照片,20×26 厘米,1877,原作由 Laura Huang 收藏
同年法國商業使團中的于勒·埃及爾(Jules Itier)隨團經東印度、越太平洋抵達中國,也拍攝了一些達蓋爾銀版照片。這些照片是現存最早一批在中國拍攝的照片。
1856~1860 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再一次間接推動了中國攝影史的發展,外國人獲取了無需簽證即可在中國自由旅行的權力,來自西方的專業與業余攝影師掀起了第二次來華高潮,此后涌現了眾多知名的西方攝影師及攝影作品。
德貞作品《清漪園大報恩延壽寺全景照》,蛋白照片,21×51 厘米,1867~1869,原作由夢周文教基金會收藏
具有意大利與英國雙重國籍的費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是早期世界攝影史上著名的戰地攝影師。
1860 年 3 月,比托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的隨軍攝影師來到中國,拍攝了中國最早的戰地影像和長卷照片,其中包括大沽戰場、大沽口炮臺、聯軍占領北京城的過程以及焚毀前的頤和園,足跡遍及廣東、大連、天津和北京,記錄下了處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中國。
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John Thomson)是最早大量拍攝中國并在西方傳播中國影像的攝影家之一。
約翰·湯姆遜作品《中國與中國人影像》,古籍善本/照相制版,35.5×48厘米,1873~1874,原作由影易時代收藏
他不僅是風景和建筑攝影大師,也是人像攝影大師,其最重要的成就來自 1868~1872 年間在中國拍攝的系列作品,內容包括中國沿海港口和大城市,如香港、廣州、福州、臺灣、上海、天津等地。
回到英國后,湯姆遜致力于中國之行照片的整理和出版,在 1873 年出版了《中國與中國人影像》,其中包括 200 多幅他所拍攝的中國不同地區及人物的照片,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國攝影集之一。
首批照相館在華興起
從攝影術傳入中國到 20 世紀中葉,中國歷史上很多重要的影像資料都出自照相館。
不管拍攝的目的是娛樂、消遣、紀念還是新聞紀實,照相館拍攝的照片不僅記錄了當時中國人的民生熱點、精神面貌和社會生活,還記錄了中國近代史中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也承載著中國攝影藝術發展的重要脈絡。
洛倫佐·費斯勒作品《中國戲曲》,蛋白照片,21×27 厘米,1870 年代,原作由任曉凡收藏
有記錄可考的中國第一批照相館皆落足于香港,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由外國攝影師經營、開業時間短、業務不穩定,顧客主要是來往于香港與廣州的商人、外交人員、外國政府特派員、傳教士以及士兵。
照相館拍攝的照片主要有兩類:為外籍人士留影;作為旅行紀念品的關于廣州、香港等地的風俗與景觀照片。
研究結果表明,首家照相館是由前文提到的美國外交使團中的喬治·韋斯特在 1845 年創辦于香港。
韋斯特在中國居住了 6 年,以達蓋爾攝影法照相館為生,“單人小照價格 3 美元,合影照片每人另交 2 美元”,這些在報刊上留存的文字廣告印證了這是中國首家照相館。
威廉·桑德斯作品《上海理發店》,攝影版畫/蛋白照片,30×41 厘米,1876,原作由 Laura Huang 收藏
1845~1870 年,在香港刊登廣告的攝影師有十多位,他們之中有很多是流動性很大的攝影師,比如歐美公司派到中國拍照的攝影師。
由于當時在粵港澳等地經營照相館還不足以成為糊口的正業,與其說是經營照相館,不如說是開設一家私人工作室,很多人只是在酒店租一間房,為當地的傳教士、海關人員、水手等拍照,做一些短期的兼職生意。
這個階段留存下來的照片多出自兩家外國照相館,一家是英國攝影師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在 1862~1888 年間在上海開設的森泰照相館,另一家是美國攝影師彌爾頓·米勒(Milton Miller)所效力的香港韋德與霍華德照相館。
威廉·桑德斯作品《徐潤芝參將》,蛋白照片,20×26 厘米,1870 年代,原作由影易時代收藏
威廉·桑德斯拍攝的內容和題材眾多,不過從留下的照片來看,桑德斯最大的成就應該是“中國最早的攝影插圖師”。
那時,桑德斯就開始依據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設計場景、雇用模特,擺布拍攝了一批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習俗的照片,如公堂、囚犯、吸食鴉片、小食攤、轎夫、馬車……明末清初出版的很多圖書都大量采用了他的作品。
韋德與霍華德照相館于 1860 年在香港開辦,并于 1861 年在廣州、上海開設了分部。彌爾頓·米勒在 1861 年從美國來華后加盟了這家照相館,于 1861~1863 年間在香港和廣州兩個分部都拍攝了很多精美的人像,現在為世界上多家著名博物館和美術館所收藏。
彌爾頓·米勒作品《看立體鏡的中國人》,蛋白照片,9×18 厘米,1861~1863,原作由影易時代收藏
與桑德斯迎合西方人的獵奇審美相比,米勒的特色在于能具體拍出每個被攝者的神韻甚至性情,走出了 19 世紀殖民意識形態攝影的局限。
中國本土攝影師的誕生
相較西方攝影師在華的攝影作品的梳理和保存,史料對最早一批中國攝影師活動的記載仍然有限,很多作品已經散失、未經編錄或信息不詳,在研究上有很大難度,目前保存與收藏較為豐富的早期中國攝影師拍攝的照片都出自于當年一些知名的由中國人開設的照相館。
方蘇雅作品《云南府厘金局局長夫人》,蛋白照片,27×21 厘米,1890 年代,原作由影易時代收藏
毫無疑問,早期從業的中國攝影師皆是從外國攝影師那里學習攝影技藝,照相館的顧客亦多是外僑和來往的各國水手。
現存最早由中國人拍攝,并標注了拍攝時間的照片是一幅手工上色的達蓋爾銀版照片,拍攝對象為清軍將領僧格林沁,這張照片拍攝于 1853 年 9 月,來自上海麗昌照相館。
1870 年代,香港已有多家中國人開設的照相館,除了最有名的阿芳照相館以外,還有繽綸(Pun Lun)、宜昌(Yee Cheong)以及梁時泰照相館等。
阿芳(華芳照相館)作品《廣州街景》,蛋白照片,20×26 厘米,1870 年代,原作由影易時代收藏
阿芳本名為“黎華芳”,1859 年,他在香港開辦了阿芳照相館,是當時最有名的由中國人經營的照相館,之后在廣州開設了分店。
阿芳因技術水平與外國同行無異而得到約翰·湯姆遜的稱贊,他的照片也被清末民初的報刊廣為刊登。
雖然阿芳拍攝的照片帶有比較明顯的商業性,但他有關香港、廣州的早期照片,不僅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歷史影像,也成為中國攝影史上珍貴的影像藝術品。
瑞生&宜芳照相館作品《廈門鼓浪嶼全景》,蛋白照片,21×27 厘米,1880 年代,原作由影易時代收藏
梁時泰是一名廣東攝影師,1870 年代在香港經營照相館。1879 年,他趁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訪華時,拍攝了一些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單人像,并對很多照片進行了精心的手工上色,表現出中國民間畫和文人畫對攝影的影響。
1886 年,梁時泰跟隨醇親王巡視天津、大沽、旅順、煙臺等處的北洋海防,從不同角度拍攝了北洋艦隊的照片,此后梁時泰還進京在醇親王府內拍攝照片。
這些事實都表明,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攝影已經進入北方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照相館的活動也從拍攝地方官、商賈、優伶過渡到了拍攝皇族,無論是照相館的背景設置、道具還是人物姿態的選擇,都開始顯現出越來越濃的中國攝影審美意趣。
值得一提的是,照相制版技術在中國遲至 1904 年才出現,此前報刊一直以石版畫代替照片報道新聞,中國的照相館業、商業攝影以及攝影愛好者團體的發展都要先進于新聞攝影業。
山本贊七郎作品《大清門全景》,蛋白照片,21.5×27 厘米,1900 年代,原作由影易時代收藏
比如在 1900~1902 年間,日本攝影師山本贊七郎在北京開辦的照相館發行了一系列關于“庚子事變”的照片,包括被毀的前門門樓以及東交民巷使館區的重修情況,為當時的報刊提供了重要的新聞照片。
直至 1920 年代,中國各個照相館拍攝了很多重大新聞事件,它們同時兼有了報道時事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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